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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皇为表彰七位投降的前朝旧臣，受之以四品以上的高官，于是民间便将这几个人统一称作七侍郎。此七人的亲朋好友中，有痛心疾首者暗中建立了一个杀亲联盟，并在刑场救下第一杀手殷放鹤，拜其为师，学习刺杀术。然而随着行动的深入，他们发现死亡并不能接近消除心中的耻辱和不安，且有人的目的也不是大义锄奸那么纯粹。对亲人的愧疚，对好友的亏欠，对故人的旧情，对欲望的妥协，所有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，让整个事件渐渐脱离了他们的掌控，直到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……

盟约

囚笼

再生

屠夫

授业

入阵曲

红头签

姐弟

拜堂

搏命

坳口

杀意

脱困

旧识

往事

针锋

枷锁

苏醒

短剑

鹓鶵

谢淮

细语

牌坊

风起

入城

刑场

苦

鸦声

新人

屠龙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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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袁崇焕的时代，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，保卫人民；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，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，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。在每一个时代中，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，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，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，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，袁崇焕当然小得多，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，尽力而为。时代不断在变迁，道德观念、历史观点、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，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，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，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。

这时头陀也觉臭气触鼻，伸手去拿酒壶，提在手里一看不对，赫然是把便壶，而且重甸甸的，显然装满了尿，不由得怒不可遏，反手一掌，把身旁的店小二打得跌出丈余，翻了一个筋斗。只听那瘦小汉子还在大赞：“好酒，好酒！香啊，香啊。”才知是他作怪，劈脸将便壶向他掷去。那汉子早有提防，他身法滑溜异常，矮身便从桌底钻了过去，已躲在头陀身后。那便壶在桌上碰得粉碎，尿水四溅。众人大呼小叫，纷纷起立闪避。那头陀怒气更盛，伸出两只大掌回身就抓。那汉子又从桌底下钻过。那头陀一腿踢翻桌子。大堂中乱成一片。众人早都退在两旁。只见那汉子东逃西窜，头陀拳打足踢，始终碰不到他身子。过不多时，大堂中桌凳都已被两人推倒。碗筷酒壶掉了一地。那汉子拾起酒壶等物，不住向头陀掷去。头陀吼叫连天，接过回掷。两人身法快捷，居然都是一身好武功。打到后来，大堂中已清出一块空地。……那头陀久斗不下，焦躁起来，突然跌跌撞撞，使出一套鲁智深醉打山门拳，东歪西倒，宛然是个醉汉，有时双足一挫，在地上打一个滚，等敌人攻到，倏地跃起猛击。他又滚又翻，身上沾了不少酒饭残羹，连便壶中倒出的尿水，也有不少沾在衣上。

明朝的覆灭，开始于神宗。

神宗年号万历，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，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。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，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。他死时五十八岁，本来并不算老，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，成祖六十五岁，世宗六十岁。可是神宗未老先衰，后来大概更抽上了鸦片。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，却毒害了他的精神。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，但匪夷所思的懒惰，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。

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，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，也绝对不让大臣办

事。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，相信也必绝后。

做了皇帝，要什么有什么，神宗不喜爱女色，不任用外成，不迷信宗教，不妄求长生；并不多所猜忌而残忍好杀；也不穷兵黩武，大喜功；他并不异想天开，荒唐胡闹；并不大兴土木，构筑官室，侈浪费；并不信用宦官，任由弄权。中国历代许多昏君的重大点，他倒没有。他所追求的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。如果他不是皇帝，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，他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。

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，有的胡闹荒唐，但没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。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，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。他母亲是个小农的女儿。

皇帝贪钱，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。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，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，称为“内库”。他加紧征收商税，那是本来有的，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，一切商品交易都

收税百分之三。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“矿税”。

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，实在是很可怕的，近代的群众心理学书籍中常有提到。第一次宁远大战，清兵猛攻，眼见城破在即，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，清兵退后，便即大哭拜谢。据动物学家的调査报告，合群的动物（如老鼠）在遇到危难时，往往会撕杀同类，或许是出于同一心理。

他对部署说：“按照兵法，侥幸得胜，比打败仗还要不好。”因为碰运气而打胜，也可因运气不好而败，一败就不可收拾。但如谋定而后战，事先筹划好第二个步骤，即使败了一仗，也无大患。

《碧血剑》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，其次是金蛇郎君，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。袁承志的性格并不鲜明。不过袁崇焕也没有写好，所以在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又写了一篇《袁崇焕评传》作为补充。

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，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，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，诞生了孙中山先生，他向中国人指明：必须由见识高明和才能卓越、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。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，变成专横独断、欺压人民时，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。

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，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，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。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。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，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，这愿望经常落空。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，是中国人的不幸。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，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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